’99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吸引了近40位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对于老舍这位现代文坛著名的特色作家，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撇开他们或谨严或挥洒的学术论文，当记者问到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和“老外”对老舍的认识时，他们的回答显得轻快而富于人情味。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斯别什涅夫讲得一口流利而地道的汉语，语言隔阂的淡化也使他能更好地欣赏老舍的幽默。他说，幽默这个词之所以是英语humour的译音，是因为汉语中没有词意内涵相关的词。汉语中与喜剧有关的单词有诙谐、讽刺、戏谑、打诨、滑稽、嘲笑等，但这些都不是幽默。幽默是内庄外谐的，是善良、温和的，并非不带刺，但同时又是悲悯和寂寞的。老舍自己就说过，他的幽默来自“悲观”。斯别什涅夫能很轻松地背出大段的老舍的幽默，如老舍用汉字来拼音英语词汇，把英国地名Bristol写作“不离死兔”，“Happy New Year”拼成“害怕扭一耳”，这与巴金在其《家》中把husband（丈夫）说成“黑漆板凳”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恰当使用汉语的同音异形词汇，把幽默说成“油抹”，“印象”是印（度）象”，“师范”和“吃饭”。曾有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自称毕业于“胡来稀饭大学”，或许典出于此？
斯别什涅夫分析说，老舍的有些幽默，是出于一种特殊因果关系的逻辑，外国人觉得亲切而易懂，比如“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不去”、“所谓看书，就是在床上躺着吸烟，而枕旁放一本书”，这种奇异逻辑的幽默法很像中国流行的脑筋急转弯和《魔鬼辞典》，也像英国幽默。比如：队长气急败坏地对射击总不合格的某新兵道：“你这么笨，还不如去自杀呢！”新兵默默地退到了墙后，突然队长听到一声枪响。“天啦，那傻子真的自杀了！”他慌忙跑去，新兵走过来，沮丧地说：“对不起队长，我又没有打中。”老舍另有一类很中国化的幽默，如“写信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还有“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末了，斯别什涅夫笑眯眯地问记者：“这个我不是太明白，你是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希望每天都是晴天？”记者笑道：“不用希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约这个小小的玩笑他也一样不太明白。
同样关注老舍作品幽默风格的是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伊藤敬一，不同的是，伊藤先生的汉语说得像沙拉一样生涩，所以他说得小心而慢，听他说话，中间打个盹，估计话头还能接上。他举了老舍《写字》里的一个例子，类似中国相声里的抖包袱：“我”给人写字，认为信马由缰，必有佳作，于是中堂、屏条、对联，直写了半天，写得不坏，大家也说好。原来“我”听到招待的人嘀咕，说不让他走，以为是还要劳驾他写，或者酬谢他，却原来是“叫他赔纸！”连记者也被逗乐了。
外国学者对老舍关注的第二个视点是其老北京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及从中流露出的中国民族心理特色。来自法国的Paul Bady说，看了老舍的“Camel XiangZi”（骆驼祥子），他来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辆黄包车坐坐，当然，机场只有出租车，他很沮丧。后来终于在胡同里过了一把瘾，但也不是正宗的，因为是脚踏车，而祥子是拉着跑的。另外，Paul还有个愿望没达到，他没法到给他蹬车的先生家里去，看看其太太是不是自己想象的“虎妞”。
与Paul的简单对照相比，圣彼得堡大学的阿·阿·罗季奥诺夫对中国民族的分析要深刻一些，他通过《二马》，认为中国人最常用的伦理范畴是面子、人情等。他说在旧中国，做官是最高的社会成绩，所以老马言行都模仿高官，在英国街头迷路了，也不愿过去看墙上的胡同名牌。“可有贵人在街上找地名的？没有！咱也不能那么干。”为了保持面子，得演示大方性格，要出手宽绰，“死要面子活受罪”。记者也提到，这一点与俄贵族讲求“体面”惊人地一致，俄国的青年贵族动不动就亮真家伙“决斗”，多数情况下就是负气，要面子，普希金盛年死于“决斗”，托尔斯泰年轻时常为自己“不够体面”而苦恼，同出一理。中国人为了避免丢脸，养成了交易应该有中间人的习惯。媒人就是婚事中间人，英国没有媒人，这使老马无依无靠、不知所措，他不知该怎样跟房东温都太太求婚，而不至于闹笑话。
老马在英国的种种不习惯正好说明了其习惯心理，如伦敦巡警当差，不懂尊卑上下，竟敢把国务总理的车挡住，这让老马莫名其妙，因为这意味着不讲人情，和不给总理面子。又如温都太太母女俩学汉语，非要小马夸她们发音好，而小马受的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突出自己的本事，一来这是“弱的生存技巧”（枪打出头鸟），二来要是由别人发现自己的才能，则证明自己的谦虚和修养，而且也证明自己准备把群体利益放在首位。此外，在发生冲突时，以果断和体力为理想教育的英国人主张“当面锣对面鼓”地当面解决，而受到以忍耐和中庸为基础的教育的中国人则尽量避免矛盾尖锐，并喜欢找中间人解决争端，这可能是证明了林语堂所说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要雌性化得多。从老舍的作品中发现儒家礼教和中国民族性格特征，是罗季奥诺夫阅读时的一大快事。
据湖北省社科院吴永平介绍，被誉为“巴黎老舍专家”的法国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巴迪先生也注意到了北京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种种特点。通过老舍和老舍笔下的北京，他看出：北京居民有一种强烈的抵制变革的倾向。北平是反对变革的最顽固势力的堡垒，那里传统控制着它的子民，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绅士的游手好闲、个人的地位，其能力的标准也是如此：懂礼貌，知礼节，有风度。这些是成就个人地位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人社交成功的标志。巴迪的一个课题就是从老舍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出发，并利用肖像学资料（即巴黎各博物馆的中国文化藏品以及巴迪本人在中国搜集的一些关于北京历史文化的画册），研究清末到抗战前北京人的文化传统。
老舍让老外感兴趣的第三点是他的“旗人”身份。巴迪认为老舍的小说表现了满族文化心理，甚至认为老舍在以考古学和人种学的眼光，试图通过小说挽救一个消逝的世界——满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满人的飞黄及没落与美洲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相似。因为特殊的政治军事制度，在清帝国统治时期，作为“旗人”，满人不能从事当兵之外的任何职业，和平时期便养成了他们花鸟鱼虫、琴棋书画、唱小调、调鹰、斗蝈蝈等闲适的生活小情趣。而作为纯粹的物质消费者，在清朝每况愈下时，他们面临着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贵族们拍卖府邸和珍宝，而贫民更无法体面地谋生，教外国人北平方言、当警察，更多的是拉洋车、天桥说书卖艺、算命打卦和出卖肉体。更糟糕的是，王朝衰落时，社会需要一个对中国目前恶劣状况负责的替罪羊，于是，一种民族仇恨上升了，全中国都反对满人，而从那时期起的历史教科书，就从未关注过满人，特别是下层满人的命运，他们对清末民初满人的遭遇是惊人的漠不关心，而老舍，却在其作品中表现了本民族的生存危机及对本民族命运的深切痛楚和深刻思考。这样的研究角度，在国内学术界并不多，只有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张菊玲等少数学者做过这方面的思考。
另外，德国的凯茜提到了老舍的女性描写，她用中国人没法懂的汉语说：老舍笔下的中国女性让她着迷。美国Baylor大学的June Rose Garrott则连现炒现卖的汉语都不会，而记者的英语口语又委实有限，连比划带笔谈加猜测，她说，老舍不但是伟大的作家，还是个出色的教师，虽然老舍自己说他不喜欢教书，因为教书影响他写作。她回忆了自己的几个老师和自己做教师的故事，不时露出陶醉的神情，令人感动。
最后，关于老舍及其作品，还有几点似乎值得一提。其一，1968年，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遗憾的是，两年前老舍就已自沉于太平湖，而诺贝尔奖是从不给已过世的人的。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来授与了另一名东方人川端康成，他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奖的东方人。
其二，胡适早就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并尊曹雪芹、文康为“京语小说”大家。他应该再补一句：曹、文康后，还有老舍。而满语对汉语的渗透也不鲜见，如萨其玛（Sacima）、妞妞（nionio）、格格（gege）、阿哥（age），北京至今还有老人管德胜门叫“哈达门”。
其三，老舍剧作《茶馆》曾于八十年代出访欧洲，当时有70多名演员，10吨重的道具。演出结束时一些观众拼命用脚跺地板，演员听了十分心虚，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欧洲人对演出表示赞赏的最高形式。
其四，老舍一生心血，就是想创作其《正红旗下》（老舍属正红旗），后因故搁浅，为此，他曾在朋友处失声痛哭。老舍生前发表的最后一个作品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其五，老舍以其勤勉和才华，曾获“文艺界劳动模范”和“人民艺术家”称号。解放后，他曾兼任27个团体的30个职务。
外国学者眼中的老舍，或许可以用“玫瑰”（Rose）的一句话概括：“我恨我生晚了，没能成为他的学生或朋友。不过，我不想当他的妻子，他也许会为了朋友义气忘了爱情。”
